书摘|什么因素令近代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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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什么因素令近代欧洲与中国分道扬镳?

中国

来源: 互联网 2018-06-14 11:01:27

本文节选自《技术与国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经济》,作者:王珏,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00年以来,非西方地区越来越深地卷入由欧洲扩张所开创的国际政治经济网络。从欧洲国家形成的经验来评价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就成为一种学术自然,并且存在了很长时间。20世纪,以欧洲为标准评判中国的做法遭到了加州学派的批驳。王国斌(1998)发现,当视欧洲经验为规范而非西方经验为异常时,便会错误地寻找世界其他地方走错路的原因。如果以欧洲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为标准,同时期中国历史或者乏善可陈或者完全扭曲;如果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则未西方化的“东方”就是“传统”或者“落后”的。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包含了地方精英和中央政府权威关系的演变、宗教与世俗的争斗、“市民社会”和“公众领域”的成长、战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财政能力和官僚机构建立和发展等基本特征。遗憾的是,无论是公民权扩大和官僚机构形成,还是战争与征税的过程,似乎都与明清时期的中国无关。在中国,中央的权威地位一直得到尊崇,精英和民众通过科举考试和儒家教育已和中央政府形成了共同的关系,宗教早已被中央政府成功地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公民权在19世纪前完全是个外来文明概念,而大规模的官僚机构则已存在了上千年。中国虽然有被外族入侵和占领的历史,但是长期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国家的财政状况有好有坏,当财源不足时,国家征税能力比欧洲强大。欧洲的国王、贵族、商人、民众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形成的议会等制度在中国没有出现过(王国斌,1998:92)。若对国家完成特殊任务的具体能力进行比较,则明清时期的中国超越欧洲(王国斌,1998:139)。

加州学派的观点同样引起了争议,有人批评他们仍然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有人认为他们陷入了“中国中心论”。王国斌提出了对称性的观点,从欧洲的视角来评估中国和从中国的视角来评估欧洲。王国斌(1997)在比较中欧国家形成时,不仅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还以中国为标准看欧洲。这种对称比较的方法既承认了相对性,又做了更深入的比较。中国与欧洲,每一方都并不比对方更普遍或更特殊,因而承认了国家形成方式和途径的多元性。本书在借鉴王国斌对称性方法的同时,更关注国家形成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的因果机制,而不是普世法则,以避免陷入“欧洲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中央政府的权威、完整的官僚体系、明确的领土界限等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征税赋税、抵抗外来威胁、保障社会稳定和民生是现代国家都需要履行的职责和具备的功能。但是中国和欧洲形成这些特征和功能的历史进程和动力是不相同的,这些特征和功能对中国和欧洲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是不同的。

(一)中国的国家权威、官僚组织和统一的意识形态

当欧洲在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中国很早就解决了贵族要求独立并挑战中央权威的问题。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 1990:1)将国家定义为“强制执行的组织”,这种组织不同于家庭和宗教,并且在某些方面比其疆域内任何其他组织更为重要。在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急于保护本地集团的利益以便于控制当地资源和市场。民族国家则与单个的经济行动者结盟,以消除地方政府控制资源和市场的权力。因此,民族国家与地方当局的对抗,个人权利和财产的问题,交织形成了欧洲新的政治经济形态(王国斌,1998:102-103)。欧洲国家形成时,公民权扩大,大规模官僚机构也随之建立。权力基础的改变,使得某些社会集团成为主要角色,能够定义政治权威的可接受与否。定义国家权力基础的过程,也定义了政治原则。政治原则的倡导者,是那些要求其呼声不仅能被听到,而且能以具体的方式受到重视的社会精英。早在近代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器和军队,科层制的官员制度表明中国很早就具备了现代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2006:736)。福山(2012:145)在考察了欧洲、中国、印度和中东等不同地区政治发展的历史后得到结论,在时间上,中国的国家形成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但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

在春秋战国时期漫长而激烈的争霸中,诸侯国开始设立常备军、配备科层化机构来征税执法并兴建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正是在诸侯国争霸的推动下,现代国家的元素在中国逐渐出现。自秦朝以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李侃如(2010:12)说:“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经历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行使权力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在8~10世纪时,豪强势力被摧毁。到了宋代,已经没有地方精英能够挑战中央的权威,也没有精英要求政治代表制度。由于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中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世袭贵族、教会或僧侣群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商人团体和军队等社会中的其他力量都无法抵消和约束这个早熟的现代国家。而这些社会力量在欧洲、印度和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中曾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福山,2012:92)。孔飞力(2013:121)虽然认为中国从19世纪开始才启动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嬗变,但他承认“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更为特殊的是,外来征服者都采纳了汉族的统治原则和机构,中国反复驯化了征服者。满族人采用汉族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人民(包括汉族人)的手段,将帝国疆域扩大到中亚。中国在与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的交往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经两千年的修补和完善,在历史上相当早熟的中央集权体制为今天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制度遗产。

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伴随着议会制度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形成。欧洲国家,特别是英美地方自治的传统,被有意识地表述为人民参与政治的民主形式,中央政府则被视为中央集权的机器,地方和中央是截然分离和对立的。甚至当地方也归入国家统一的治理体系时,地方治理还被认为是自下而上的,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统治相对立。相对于这些现代国家,西方意义的选举民主、法治等政治发展的其他要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则几乎没有什么痕迹。儒家思想中的“民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即使是在儒家先哲中强调“民贵君轻”的孟子也没有选举民主的思想。正如萧公权(1998:87)所言:“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其所未闻。”此外,法家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也从来没有试图以“法”来约束统治者。“法家并没有主张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他们并没有法律可以用来挑战他们统治的信念。”(韩森,2007:86)尽管儒家和法家思想之间存在相当的紧张关系,但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国家后的2000年间,两者都或明或暗地成为巩固国家而非限制国家的思想工具。实际上,直到20世纪,民主和法治等限制国家权力的思想与制度才开始从外部世界被引入中国。

在19世纪以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形成了一种相对统一的社会舆论和文化实践。而在中国,政府内外的人都有某些共同的政治理想(王国斌,1998:99)。儒家学说是中华帝国进行地方治理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科举制”、兴办学校和建设“乡约”成为贯彻儒家学说、教育精英与平民、完成思想统一的重要手段。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华帝国更重视“教化”的作用,中国把道德说教作为统治的基本方法之一。国家会根据自己的偏好,规制对精英的教育内容,左右大众的信仰。为了树立积极信仰和消除异端思想,国家鼓励地方精英进行公共训导,讲解儒家思想,对普通民众加以劝导。国家通常也把拥有大量信徒的神灵纳入官方承认的神灵系统。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精英和民众的任务是由天主教会来承担的。“这不仅意味着其(国家)责任较中国国家为轻,而且也意味着其能触及人民的办法较中国国家为少。”(王国斌,1998:95)新思想对中世纪教会的挑战比对中国官方正统思想的挑战更大。

中华帝国对精英和大众的道德教化都有安排,重视社团组织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官方在绝大多数县都兴办了社学。清代则是“义学”。“义学”在边疆地区由政府兴办,在内地则由地方精英响应官方号召兴办。未来的官员在学校学习和钻研儒家经典及其注疏。这样的精英教育创造了一种将国家和精英连为一体的世界观。“乡约”则是国家教化民众的社团组织。清代的“乡约”是宣扬官方思想的大众宣讲机构(Freedman,1966:87)。康熙皇帝在圣谕中倡导正学、劝导人民要勤俭、善待邻居、及时完税及组织起来防御盗贼。通过乡村宣讲系统,“乡约”生员会对这些圣谕进行讲解(萧公权,1960)。18世纪统治者控制下的乡村宣讲制度成为专门从事道德灌输的垂直机构。

中国的精英阶层并不像欧洲的贵族一样需要有代表权,通过议会限制国王的权力。中华帝国的精英,大部分出身于科举。在诵读经典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培养了儒家的意识形态,促进了地方精英维持社会安定和增加大众福利。中国的帝王借助精英治理和统治国家。而欧洲的精英是贵族,他们有相对独立的领地,他们的权力膨胀会威胁到国王的统治,所以欧洲国家的形成过程是限制精英政治参与程度的过程。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与地方自治的观念发生了冲突。18世纪欧洲国家创立了各种特有的机构来保障国家能够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这些机构是垂直结合的和功能具体的。这些机构明确了地方精英参与管理的行为规范,尽管各地参与的水平和范围并不一样。

中国国家与地方精英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国家一方面防范地方精英对其权力的威胁,扶持小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官僚机构人数有限并且只到县一级单位,国家不得不吸收地方精英从事一些非正式的工作,也在县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区依靠地方精英维持社会秩序,委托地方精英代行管理社会福利的职能。18世纪,中国国家还建立了保甲制度。保甲制度要求人民相互监视、相互保障安全。精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有许多方面是相符的,精英也承担了某些国家委托的责任,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如19世纪办团练。南宋时的“乡约”是组织救火、御寇和救助病残贫民的组织。明太祖1388年号召建立“乡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王阳明和吕坤也倡导“乡约”,将其作为一种被20世纪学者视为自治或者地方精英控制地方的组织机构。当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精英通常会反对国家,如明清时期的抗税案。国家因此一再努力绕过精英,同广大小农建立更直接的关系。国家尽量直接统治个人,同时并不排斥地方精英作为中介集团以维持地方秩序(王国斌,1998:105)。

19世纪后随着国家实力的萎缩,中国地方精英的活动和作用日益加强并成为研究的焦点。费孝通(FHsiaoTung,1953)将士绅看作20世纪30年代官员和农民之间的中介,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GWilliam Skinner(1977:19-20)指出,中国官员的规模,相对于中国人口来说,一直在萎缩,这说明明清时期地方精英的力量在壮大。王国斌(1998)考察了中国士绅治理地方的利益和动机,描绘了士绅控制地方社会的理论。还研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强调在地方社会治理方面士绅的作用侵蚀了中央权威。William Rowe(1984)在对19世纪华中内河港口城市汉口的研究中指出,城市社会秩序的管理严重依赖于商人和其他精英组织。Mary Rankin(1986)研究了太平天国以后数十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方精英活动在社会重建中的重要作用。

运用西方“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的范畴来分析明清时期中国国家建设是十分困难的。“市民社会”是英国国家形成的一部分,在一般国家活动的范围之外。在市民社会中,有“私”的个人范畴、“公”的范畴和宗教的范畴。欧洲国家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有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基本可以做到自治。同时,宗教组织还掌控着慈善事业等诸多领域。欧洲中央政府的作用相对比较小,且很少插手经济。欧洲国家的差异体现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差异上。在欧洲国家中,英国被认为是市民社会强大,国家弱小;德国则是社会弱,国家强;法国介于二者之间(王国斌,1998:106)。中国则没有类似的市民社会。地方精英通过善行巩固社会安定,并弥补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而不是替代政府。

(二)战争和财政对中国国家形成的意义

查尔斯·蒂里(1975,1990)认为战争与征税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战争产生对资源和人力的需求,而资源和人力又是通过发展正式的国家机能来动员和组织的。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政治家们的政治进取心已经促进并部分地推动了主要的社会与经济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农业技术的改进、商业的扩张以及新的军事与政治精英阶层的出现。1700年后的欧洲,正是由类似的动力,将欧洲从一个支离破碎的政治单位变为相互积极竞争的民族国家。欧洲在1300年时存在着上千个独立政治单位,随着战争和争霸,政治单位数目减少,形成了近代早期欧洲体系的大国(Levy,1983),包括法国(1495~1815)、哈布斯堡奥地利/奥地利/奥匈帝国(1495~1519,1556~1815)、西班牙(1495~1519,1556~1808)、哈布斯堡联合体(1519~1556),英格兰/大不列颠(1495~1815)、荷兰(1609~1713)、瑞典(1617~1721)、俄国(1721~1815)、普鲁士/德国(1740~1815)。在许田波和福山关于中国国家形成的探讨中,都重申了蒂利关于“战争缔造国家”的命题,并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来说明战争在中国国家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蒂利所阐述的因果机制下,许田波(2009:7)视春秋战国为“任何合理理论必须能够圆满解释的重要案例”,而非一个偏离了欧洲范围的“反常案例”。福山(2012:93)虽然批评了西方政治发展史对中国在现代国家创新上的忽视,但认为蒂利的理论逻辑可以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于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就像蒂利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中国与西方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不在于国家形成的不同因果机制,而是国家形成的不同时间序列。

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之比较》中论述了国家采取不同战略导致国家不同的形成历史。秦国实行了自我增强型改革,这种改革极大扩张了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郡县制)、资源汲取能力(统一税制)和军事作战能力(普遍义务兵役制),从而保证了秦国不但为战争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且解决了扩张过程中面临的成本上升问题。在早期近代欧洲,哈布斯堡帝国和法国实行的是自我弱化型改革,采取了包括出售公职、借贷和大量使用雇佣兵等措施。这种改革只能解决短期内的资源汲取问题,而从长期来看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能有效支撑长期的争霸战争。因此,哈布斯堡帝国和法国都在争霸中失败。反观英国,由于实行了自我增强型改革,国力迅速上升,最终为其称霸海上、建立大英帝国打下了基础。法国直到拿破仑时代才实施了自我增强型改革,而拿破仑亦借此几乎称霸欧陆。但由于其改革并不彻底,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拿破仑亦因此在霸权触手可及之时跌落。

国家的财政危机通常都是由战争引起的,但是中国战争时期的财政需要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兴起了议会等政治代表制度的变革。欧洲中央集权国家通过财政征收不断增强其对社会资源的要求。欧洲的国王和贵族、教会都有资源动员的权力,并相互竞争,加剧了财政紧迫的局面。而明清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通常已经掌握并明确了对资源的动员权力。国家的主要权力是对土地的权力。在16世纪赋税改革以前的数百年,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对有效的组织机构以征收田赋,有时个体农户直接向地方官员或其助手纳税,有时则组织起来,集体纳税。这两种纳税方式尽管各有利弊,但是中央政府征税的权力从未丧失,而且中央政府可以应付不时之需。欧洲国家则没有完备的官僚机构从土地上征税,只能开辟新的税种和收入来源。欧洲的国王都依赖商业税和公债,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中央政府通常考虑节流而非开源,官员考虑财政改革时,通常竭尽全力去解决赋税负担的轻重和征税的公平性问题,而不是以新的方法增加额外的收入。

从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来看,中国的正规赋税并没有人口增加得快,但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国家有能力获得更多的赋税。例如,国家力量极度衰落的清末仍有强大的征税能力。1849年中国国家的财政收入为4250万两白银,其中77%来自农业,其余来自商业。到了1885年,财政收入上升到了7700万两以上,这主要归功于商业税收增加了3倍。1911年,财政收入接近30200万两,其中农业税从1885年的3000万两增加到5000万两,各种杂税约为4500万两,商业税超过20700万两(王国斌,1998:125)。清末的税收应付了对日赔款(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收入)和庚子赔款(相当于一年半财政收入)。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获取资源的能力长期不足,国王的财政能力和财政需要之间的缺口是长期性的。王国斌(1998:125)认为,正是这种长期的财政缺口才引发了制度变革,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偶发的财政缺口可以被强大的征税能力所弥补。中国朝代更迭的根本原因不是财政问题,中央无法控制新军和各省议会才是清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三)民众福利和中国的粮食储备制度

中国的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这与现代国家保障人民物质利益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重视农民的物质福利,关注农业,积极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和扩张,推行仁政,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权威依赖于“天命”,洪水和饥荒是统治者失误的表现。为此,政府和官员有必要治水和建立粮食仓储制度。中华帝国的历朝政府几乎都进行过土地重新分配。分配土地的目的是再造一个人人纳税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中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扩大和稳定农作物生产。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高,但国家重视商人在粮食储备和税收方面的作用。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如盐的专卖制度和粮食储备制度。

粮食储备制度的兴衰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政府保障人民福利的能力大小。18世纪时,中国有完整的粮食管理制度,每一个府州按月向朝廷报告粮价、天气和收成情况。官员们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筹划如何使用粮食储备,并调动粮食运输,以平衡全国各地的粮食供求。欧洲国家从没有建立过粮仓网络以减轻粮食歉收和市场变化造成的冲击。在中国的粮食储备管理中,分散的农村粮仓账目需要收集、核查,集成报告逐级上报。这些手续和规定,需要地方官员认真、细致和耐心地完成,组织这项工作也考验着地方官员的才干。18世纪末,随着各地普遍设立了粮仓,粮食储量增多,完成这些工作的工作量也在增大。而官员数量和经费并没有相应增加,管理粮仓和筹集粮仓资金越来越困难。而且在数据收集和整理中如果有差错,日后查账很难发现。再加上用兵增多,军队对粮食的需求增大,使筹措粮食资金的难度加大。随着粮食仓储制度的普及和军队粮食需求的增加,有效精确的管理已经不可能了。另一方面,由于担心地方官员挪用资金和粮食,又无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嘉庆朝在1799年终止了国家对地方农村粮仓的监督,取消了地方社仓必须向地方官员报告的规定,地方官员也不必再向省里报告。全国的粮仓储量全面下降,由官方管理并协调省内和省际粮食仓储管理和调动的制度衰亡了。19世纪,地方精英逐渐取代官员来管理和筹集地方粮食仓储。地方精英在道义的驱使下,更有能力和更有积极性主动地关心地方事务。而地方官员仅仅是将粮仓制度作为其众多责任中的一个,而且由于人力不足,实际上无力履行。19世纪中期后,叛乱、国外入侵迫切需要动员人民。这时逐渐式微的中央政府更依赖地方精英,而较少地对这些功能具体的活动做垂直管理。王国斌(1998:117)认为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官员对粮仓的管理逐渐力不从心和仓储制度的衰落,是传统帝国衰亡和近代国家兴起的标志之一。

现代欧洲国家则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意识到政府应该在工业化和财产权方面有所建树。按照欧洲的经验,国家是一种为克服封建经济中的交易和信息障碍而产生的制度解决方案,国家应该致力于制定激励经济活动的规则和制度,如确立私有产权(North,1981)。同时,政府对待市场应该从积极的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转变。对经济活动的放手在欧洲国家的经验中却是现代国家建立的重要步骤。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给予了商人越来越多的自由,规范了政府的行为方式,建立了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市场。在中国史研究中,国家操纵经济能力减退,是国家虚弱的象征。1100年时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虚弱的王朝。在军事上远不如唐朝强大,处于女真、契丹和金的威胁中。在1100年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宋朝丢掉了半壁江山。宋朝放弃了直接控制土地分配和直接管理市场的权力。宋代以后,国家简化了对经济的管理,放弃了直接控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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